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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更好时间:2014年7月31日

在新的金融形势下,哪种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更合适?在以自律为主的制度结构下,金融监管的费用由行业内部吸收了,无需由政府预算承担,如果能够做到同样有效,那么,当然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制度安排,正像英国历史上以此著名那样。实际上,不妨说,英国金融监管历史上是按照成本有效性原则做出抉择的,在私人实施能够做到有效程度与费用之比最大化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律为主的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而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英国传统的那种中央银行监管官员与业内相关人士之间极易达成的默契变成昨日黄花了。原来那种做法已经日益现出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之处。这是因为,如刚才提及的,需要加以监管的金融交易业务量、金融机构数目以及金融交易复杂程度等都大大增加了,金融领域里竞争形势的加剧使得金融机构接受央行“协调”的要价也相应地提高。或者说,不那么愿意加强自我约束了, 而央行可以做出的妥协总是有限的,那就是以公认的金融监管的一定有效程度为限。当自律为主的制度安排在成本-有效性方面相对于规范化的监管制度已经不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英国采取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根本性的变革仍然是历史的必然。

在金融监管这一问题上,要想准确衡量收益的大小要比衡量其成本的大小难上百倍。这首先是因为像诸如金融体系的稳定,知情较少者利益的维护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增进社会福利实在不易量化;其次,即使可以量化,也不大说得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金融监管之功,抑或是经济发展总体形势使然,抑或干脆就是天公作美。再退一步,即使说得清金融监管的功劳有几多,也不便公开张扬以求赢得对加强金融监管的舆论支持。因为本来已经存在种种道德风险的可能表现了,愈是宣传金融监管部门如何有效地化解了多家金融机构的危机,就愈会加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此外,这种张扬如果更有说服力地引述了被拯救的金融机构的案例,那么,对这些金融机构的信誉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从而又潜伏下更多几分未来的不稳定因素。如此等等,使得进行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成本收益分析可以说是行不通的。

不过,并不是说严格的、规范化的监管方式就是适应今日金融形势的最佳选择,英格兰银行一向引以为傲的有弹性的监管手段在特定情况下,仍然不失为备选或辅助的解决方案。即使是那些以规范化著称的国家,也已经开始更加注意适当利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提高金融监管的成本一有效性了。

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1987年银行法不仅仅赋予了英格兰银行前所未有的依法监管的法律地位,而且也包括相机抉择的处分权,目的无非还是保证监管的成本一有效性。